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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中國“第四代”導演的代表，對電影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；他是中國紅色軍旅電影的探索者，從《血戰臺兒莊》到三拍長征故事，不斷創新、突破、超越；他是演藝界的孝子，多次“帶著”母親拍電影……本期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——文藝名家講故事》欄目對話八一電影制片廠國家一級導演翟俊杰。

古典詩詞讓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電影

戰火洗禮讓我更加懂得感恩和責任

三拍長征是我最大的驕傲

“帶著”母親去拍電影

在線評論

活動簡介

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講話精神，由中央文明辦、光明日報、中央電視臺指導，中國文明網、中宣部文藝局、光明網、中央電視臺綜藝頻道主辦的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——文藝名家講故事”活動于2015年9月16日啟動。

故事里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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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典詩詞讓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電影

1941年，我出生在河南開封一個書香人家。我的祖母是中國傳統的勞動婦女，在夏天乘涼的晚上，她經常給我講《楊家將》《包青天》《魯智深倒拔垂楊柳》《楊志賣刀》等中國傳統故事。我的祖父是女子師范的國文教師，我4歲就開始跟著祖父學習背誦古文，《孔雀東南飛》《木蘭辭》《岳陽樓記》等大量古代文學經典都是那個時候記下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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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火洗禮讓我更加懂得感恩和責任

1958年，我揣著一厚本祖父抄寫裝訂的文摘，考入河南人民廣播電臺學習無線電專業。1959年，我參軍當上文藝兵，挎包里裝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《演員自我修養》，奔赴遙遠的喜馬拉雅風雪高原。我經歷了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。在戰場上，文藝兵也要參與掩埋烈士、押送俘虜、站崗放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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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拍長征是我最大的驕傲

戰爭題材電影是電影的一個重要類型。我一直鐘愛于這個題材，先后拍攝了《血戰臺兒莊》《七戰七捷》《大決戰》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曾經三次拍攝關于長征的電影，每一次拍攝我都力求做到：創新、突破、超越。這三部長征作品的創作過程，實際上是我自己理解和發揚長征精神的過程。創作出思想性、藝術性、觀賞性三者有機統一的藝術作品，是我的職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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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帶著”母親去拍電影

在拍電影《大決戰》前，我的父親已經病重。我在臨出發前給他磕了個頭。父親說，忠孝不能兩全。母親說，公家的事兒多小也是大事兒，家里的事兒再大也是小事兒。我聽了父母的話很感動，灑淚出發了。到達拍攝地后，我就連續收到家里發來的三封電報：“父病重速歸”“父病危速歸”“父病故速歸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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擁抱生活才能擁有好故事

文藝工作者不能高高在上，只有深入基層、深入生活，才能獲得最真實、最動人的故事。我曾經到贛南紅色蘇區采風，聽說了一位老奶奶的故事。這位老奶奶和丈夫結婚后第二天，丈夫就隨著紅軍大部隊長征了。后來，她的丈夫犧牲在長征路上，但老奶奶堅信丈夫一定會回來，一直在等待丈夫回來，直到去世。

故事里的作品

電影《血戰臺兒莊》

1938年春，侵華日軍新任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陸軍大將，接替了松井石根的統帥權。為一舉打通津浦線，他打算與華北方面軍南北夾攻，合圍徐州。與此同時，國民革命軍第五戰區司令官李宗仁，急速抵達徐州。

電影《金沙水拍》

1935年1月，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會議，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。會議結束不久，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在“雞鳴三省”之地的行軍途中生下一個女兒。剛剛重返紅軍統帥崗位的毛澤東面臨兩難的抉擇。

電影《長征》

1934年秋，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失利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被迫撤出江西根據地，突圍北上抗日。湘江一戰，八萬六千紅軍銳減為三萬余人。危難時刻，遵義會議召開，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軍隊的領導地位。

電影《我的法蘭西歲月》

20世紀二十年代初的中國，列強入侵，軍閥混戰，民不聊生。為了尋求救國之道，十六歲的鄧希賢滿懷一腔熱忱，同鄧紹圣和紀德銘等青年不遠萬里踏上了赴法勤工儉學之旅。但法蘭西并非他們所想象的天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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