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是中國“第四代”導演的代表,對電影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;他是中國紅色軍旅電影的探索者,從《血戰臺兒莊》到三拍長征故事,不斷創新、突破、超越;他是演藝界的孝子,多次“帶著”母親拍電影……本期《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——文藝名家講故事》欄目對話八一電影制片廠國家一級導演翟俊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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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,我出生在河南開封一個書香人家。我的祖母是中國傳統的勞動婦女,在夏天乘涼的晚上,她經常給我講《楊家將》《包青天》《魯智深倒拔垂楊柳》《楊志賣刀》等中國傳統故事。我的祖父是女子師范的國文教師,我4歲就開始跟著祖父學習背誦古文,《孔雀東南飛》《木蘭辭》《岳陽樓記》等大量古代文學經典都是那個時候記下來的。
1958年,我揣著一厚本祖父抄寫裝訂的文摘,考入河南人民廣播電臺學習無線電專業。1959年,我參軍當上文藝兵,挎包里裝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《演員自我修養》,奔赴遙遠的喜馬拉雅風雪高原。我經歷了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。在戰場上,文藝兵也要參與掩埋烈士、押送俘虜、站崗放哨。
戰爭題材電影是電影的一個重要類型。我一直鐘愛于這個題材,先后拍攝了《血戰臺兒莊》《七戰七捷》《大決戰》等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曾經三次拍攝關于長征的電影,每一次拍攝我都力求做到:創新、突破、超越。這三部長征作品的創作過程,實際上是我自己理解和發揚長征精神的過程。創作出思想性、藝術性、觀賞性三者有機統一的藝術作品,是我的職責。
在拍電影《大決戰》前,我的父親已經病重。我在臨出發前給他磕了個頭。父親說,忠孝不能兩全。母親說,公家的事兒多小也是大事兒,家里的事兒再大也是小事兒。我聽了父母的話很感動,灑淚出發了。到達拍攝地后,我就連續收到家里發來的三封電報:“父病重速歸”“父病危速歸”“父病故速歸”。
文藝工作者不能高高在上,只有深入基層、深入生活,才能獲得最真實、最動人的故事。我曾經到贛南紅色蘇區采風,聽說了一位老奶奶的故事。這位老奶奶和丈夫結婚后第二天,丈夫就隨著紅軍大部隊長征了。后來,她的丈夫犧牲在長征路上,但老奶奶堅信丈夫一定會回來,一直在等待丈夫回來,直到去世。